司马光所撰《资治通鉴》可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相媲美，故其二人被后世合称为“两司马”。梁启超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中称：“司马光的贡献，全在体裁的制作。自苟悦作《汉纪》以后，袁宏作《后纪》，干宝作《晋纪》，都是断代的编年体，到《资治通鉴》才通各代成一史，由许多史家分担一部，由司马光综合起来，简繁得宜，很有分寸。文章技术，不在司马迁之下。”

　　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是纪传体史书的首部，而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却非编年体的首部，正如梁启超所说，在《资治通鉴》之前已经有了几部断代编年体之书，但通代编年体却是司马光之首创。但是按照钱穆的说法，其实在《资治通鉴》之前也有通代编年体史书，只是后来失传了：“在《唐书·艺文志》里，编年史有四十一家，九百四十七卷，也不算少了。可是还有不在这里面的。如梁武帝曾叫他群臣写一部编年的通史，卷帙很大，后来没有传。就是《唐书·艺文志》里这四十一家的编年史，传的也不多。直要到宋代司马温公出来，写了《资治通鉴》，才是等于孔子《春秋》以及《左传》以下***部***成功***像样的编年史。以后的史家，特别看重此书，所以常称‘两司马’，一个是司马迁，一个是司马光。”（钱穆《中国史学名著》）

　　司马光撰《家范》十卷清乾隆十四年刘组鲁刻谨斋藏板本，书牌

　　既然《资治通鉴》非通代编年体首创，但其却是这个体系中***具名气的一部，金毓黻在其专著《中国史学史》中评价说：“编年之史，莫古于《春秋》及《竹书纪年》，《春秋》者鲁之《史记》，而《竹书》则魏之《史记》也。《左氏传》为释《春秋》而作，其体亦为编年，而纪载甚备。《史通·六家篇》，以《左传》家居其一，即编年史之初祖也。其后荀悦易班书之纪传体而为编年，悉由抄撮成书，是为《汉纪》，袁宏、张璠、干宝、裴子野之徒，尤而效之，于是断代之史，编年与纪传并行。迨有宋司马光出，创修《通鉴》，贯穿今古，以为一书，而面目为之一新，殆由《左传》《汉纪》二书扩而充之以成巨制者也。”

　　金毓黻认为***早的两部编年体史书乃是《春秋》和《竹书纪年》，前者讲述的是鲁国的历史，后者则为魏国的历史。而《春秋左氏传》乃是为解释《春秋》而作者，其也属于编年体史书。故金毓黻认为《左传》可以视之为***部正式的该类著作。之后他讲到了荀悦的《汉纪》等书，但金认为这部书的价值要比《资治通鉴》差得多。

　　虽然如此，金毓黻亦称《资治通鉴》乃是效仿了《左传》和《汉纪》，而这种说法本自司马光本人，《通鉴外纪·后序》中记录了司马光对其助手刘恕说的一段话：“《春秋》之后，迄今千余年，《史记》至《五代史》一千五百卷，诸生历年不能竟其篇第，毕世不能举其大略，厌烦趋易，行将泯绝，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、赵、魏为诸侯，下讫五代，因丘明编年之体，仿荀悦简要之文，网罗众说，成一家言。”

　　司马光撰《家范》十卷清乾隆十四年刘组鲁刻谨斋藏板本，卷首

　　司马光认为孔子作《春秋》到其所处的北宋时代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，而这期间从《史记》到《新五代史》等正史合计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件，部头浩大，少有人能将其通读。所以司马光决定编一部简约版的通史，其所记内容始于周列王封韩、赵、魏三国为诸侯，而下限则写到五代。这部史书撰写的体例，司马光明确地说效仿左丘明的《左传》，也就是编年之体，而撰文的简约方式则是效仿荀悦所编的《汉纪》。

　　然而对于《汉纪》一书，金毓黻评价不高：“且《汉纪》一书，系由班书钞撮而成，绝无翦裁，殊乏精义。而《通鉴》则不然，凡前汉十二帝之纪事，虽不出荀悦所纪之范围，而与《汉纪》之面目则大异，盖取《史》《汉》之文，徐徐自出手眼，冶于一炉，创为新作。试取其书观之，无一语不出于《史》《汉》，而无一处全袭《史》《汉》，非特《前汉》为然，全书无不如是，所谓剥肤存液，取精用宏，神明变化，不可方物者，非《通鉴》一书不足以当之，此所以为冠绝古今之作也。”

　　金毓黻认为《汉纪》就是钞撮班固的《汉书》而来者，但《资治通鉴》则不同，即使是该书中的汉代部分也是《汉纪》收录的范围，但就内容而言，这部分与《汉纪》差异很大，因为司马光参考了很多书，而后将其融会贯通。以金毓黻的说法，虽然《资治通鉴》中的汉史部分就内容而言都在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的范围之内，但《资治通鉴》却并不是抄这两部中的史实，而是加入了很多新史料。金毓黻同时称，整个的《资治通鉴》不只是汉史的那一部分，其他的断代史也同样是经过作者的去粗取精，萃取而成者，所以金毓黻夸赞该书是冠绝古今之作。

　　司马光撰《司马氏书仪》十卷清雍正元年刻本，书牌

　　对于《资治通鉴》一书的价值，张照侯在《通鉴学》中首先称：“《资治通鉴》之所以卓绝，由彼心思魄力，规摹意度，有其超掩前人之处。”这段话同样是夸赞司马光编纂该书时不是照抄史料，而是进行了仔细的甄选，这正是该书超越此前所有编年体之书的原因所在。但张煦侯也承认编年体并非司马光所创：“言乎体制，未为***。寻其初貌，三古已具。非温公资力之不足以言创作，乃由一种史体之肇，其势常萌于不得不然。固不容迟至十一世纪之北宋，乃克有此种型式，出现于史部新著之中也。”

　　张煦侯也在文中谈到了《左传》和《汉纪》等编年体，张煦侯在文中讲到了《汉纪》一书的来由，其同时认为《左传》被后世学者视之为经部著作，故纯粹的史部编年体当为荀悦的《汉纪》；“汉献帝首病班书之文繁难省，诏荀悦依《左传》体，以为《汉纪》，悦举要撮总，通比其事，间附议论，才八万四千余言，而辞约事该，时称嘉史。所谓举要撮总者，谓削去繁细情节，使要点集中也。通比其事云者，谓班书分见诸传，悦则会通为一而比次于逐年之下也。能如是，无惑乎其能辞约而事该矣。故左氏而后，有其首著一书，用左氏法，便学者之稽览，尽系年之能事，使编年一派，自是而脱离解经之传，屹然树立于史体之中，自荀悦始。”

　　然《汉纪》之后也并非直接就到了《资治通鉴》这里，张煦侯在专著中举出了很多例子，其中一部分为：“悦书而后，踵纂相仍。若张璠袁宏之《后汉纪》，孙盛之《魏氏春秋》《晋阳秋》，习凿齿之《汉晋春秋》，干宝、徐广、王韶之之《晋纪》，裴子野之《宋略》，吴均之《齐春秋》，何之元之《梁典》，萧韶之《太清记》，直至柳芳之《唐历》，是皆断代而为之者。”但张煦侯认为：“荀悦以后，《通鉴》以前，编年诸家中，欲求年代遐长，搜采繁富，考订精核，足以为《左传》之嗣音者，又卒无有。”

　　司马光撰《司马氏书仪》十卷清雍正元年刻本，卷首

　　张煦侯为什么对《资治通鉴》一书给出这么高的评价呢？他在专著中作了如下解释：“夫《左传》家法，中绝者五百余年，得一荀悦，又局局于西京一朝，自是而讫宋初，邈邈千余年，直无一人心左氏之心，欲通古今为一书者，则是左氏编年之法，无异乎及身而绝也。学者观此，足知史家之难得；知史家之难得，则是《资治通鉴》之只立无对，于史部中为不可或无之作，岂待言哉！”

　　为什么在北宋时期会出现《资治通鉴》这样一部巨著？内藤湖南认为这跟当时编书的状况有一定的关系：“在宋初太宗、真宗时期出现了各种大型类书。太宗时期的《太平御览》《太平广记》《文苑英华》都是出于同样意义的创作。《太平御览》是真正的类书，是六朝以来至唐代类书的集大成者，《太平广记》是野史、稗史的集大成者，《文苑英华》是诗文的集大成者。当然，这些都是为提供帝王参考而作的。”（内藤湖南著；马彪译《中国史学史》）

　　那个时期编纂了大量的类书，然编书的目的都是作为帝王的参考物，内藤湖南认为：“此后经过仁宗一代之后出现的《资治通鉴》，虽说同样出于为帝王提供参考而作，但是体例却一变为了编年史。”

　　司马光撰《资治通鉴目录》三十卷清同治八年江苏书局刻资治通鉴汇刻本，书牌

　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？内藤湖南解释说：“这也是由于当时学风变化而出现的情况，逆反于前代学问那种注重多闻多识的学风，新派学问，追求《春秋》之法那样确实具有的规范、鉴戒之类的东西，出现了追求贯通古今沿革的思想。前代流行的是辞学即将诏敕、奏议等朝廷应用文章也都进行为仪式的、艺术的修饰的学问，而新时期则出现了那种较外形更加重视内涵鉴戒意义的倾向。这是由于天子的生活已经从中世贵族的生活转变为了新型的***君主生活，因而出现君主应当具备特别修养的需要。”

　　内藤湖南在专著中将《资治通鉴》跟当时同时问世的《新唐书》《新五代史》作了比较，他首先认为这三部史书的问世同样是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，而后他分析了《新唐书》和《新五代史》在正史撰写上的变化：“《新唐书》《新五代史》是正史上的变化。大体而言，唐初的《晋书》《隋书》由于应用了分纂法，以致史书失去了一家著述的意义，又变为了像《南史》《北史》那样的著述。然而，至《新唐书》《新五代史》进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变化的结果，又复旧为了一家的著述了，《新唐书》虽为二人合著，但在各自分担的范围内都是根据一家之见的著述，所以从部分来看仍是一家著述，至《新五代史》就分明是一家著述了。这些作者撰写史书，不仅在文字上模仿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在成一家之言方面也复兴了旧风。”之后他认为《资治通鉴》的笔法也与《新唐书》和《新五代史》相同：“《新唐书》《新五代史》的笔法也应用于《通鉴》。当然，作为《通鉴》本来的目的只是希望作为帝王的学问，并无形成史家之一家著述的企图。只是由于当时的时代风气，以及作者司马光其人，反映于著作上已经不仅仅是一部帝王所需要的备忘录，而是成为了一部具有自己史家见解的***著作。此书不仅在体例上复兴了编年史，在帝王学的编修上它还具有与《新唐书》《新五代史》同样的意义，亦即作为传承《春秋》之意，具有一家之见著述这一点上，有着重大意义。”

　　司马光撰《资治通鉴目录》三十卷清同治八年江苏书局刻资治通鉴汇刻本，牌记

　　关于本书书名的变迁，内藤湖南也将其解释为《资治通鉴》一书乃是为给帝王提供历史的借鉴：“《通鉴》的书名***初曾考虑为《通志》，完成之后由天子赐名《资治通鉴》，这一书名尤其能够表现帝王学的意思。”而后他总结到了司马光在撰写该书时虽然受到了《春秋》的影响，但他却效法了《左传》的体例：“总之，这是受到当时《春秋》学的影响，试图恢复比纪传体更古史体的产物。本来在隋唐以来，从称编年体为‘古史’的情况来看，有可能当时认为这是比纪传体更古的体例，所以希望予以复兴。然而，像《春秋》***那样寓意于一字一句的笔法，对后世人来说已经很难做到，而且也不适于后世的情况。所以说《通鉴》并非效法了《春秋》***，而是效法了《左传》体例。”

　　然而《资治通鉴》一书却并非是接续《春秋》或《左传》的断代史，因为本书所记历史上起周列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，而下起后周显德六年为公元959年，总计1362年。其包括的朝代有周、秦、汉、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、唐、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合计16朝。而《春秋》所记鲁国史***后的一年为周敬王四十四年即公元前476年，以此可看出，《资治通鉴》的上限距此年差了几十年。

　　司马光为什么不补上这段历史的空白呢？他的助手刘恕在《通鉴外纪·后序》中有如下记载：“恕蒙辟置史局，尝请于公曰：‘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，何也？’公曰：‘周平王以来事包《春秋》，孔子之《经》不可损益。’曰：‘曷不始于获麟之岁？’曰：‘经不可续也。’恕乃知贤人著书，尊避圣人也如是。儒者可以法矣。”

　　司马光撰《资治通鉴目录》三十卷清同治八年江苏书局刻资治通鉴汇刻本，卷首

　　当时刘恕也奇怪司马光编《资治通鉴》上限的问题，按照通史的写法，当然都会从上古或者尧舜时代写起，刘恕问司马光本书不这么做，司马光的解释则为周平王以来的史实已经包括在了《春秋》一书中，因为孔子所作的《春秋》乃是经，既然是经就不应当随便予以增加和减少内容。刘恕闻言后接着问，既然经的部分不可改动，那么为什么不接着《春秋》的***后一年来接着续呢？司马光则说经不可以续，刘恕闻听后感叹说，真正的史家应当避圣人讳，因为这正表明了司马光对于儒家经典的尊崇。

　　司马光认为没有人有资格改写经书，同样也没有资格来续经。既然如此，《资治通鉴》为什么要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？因为司马光认为正是这一年周天子将韩、赵、魏封为诸侯，这种做法破法了周代的礼制，这是周朝衰微的开始，因为周天子已经没有了绝对的权威。故司马光认为这一年是历史的一个关键转折点，所以他以此做为他撰写《资治通鉴》的起始年。

　　关于司马迁编纂《资治通鉴》的开始时间，一般的史书将其列在宋治平三年，因为这一年他编写完八卷本的《通志》，他将此书进献给宋英宗。而他在《进通志表》中写道：“臣光言：臣闻治乱之原，古今同体。载在方册，不可不思。臣光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。臣少好史学，病其烦冗，常欲删取其要，为编年一书。力薄道悠，久而未就。今兹伏遇皇帝陛下，丕承基绪，留意艺文，开延儒臣，讲求古训。臣有先所述《通志》八卷，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，尽秦二世三年。《史记》之外，参以他书，于七国兴亡之迹，大略可见。文理迂疏，无足观采，不敢自匿，谨缮写随表上进。”

　　司马光撰《资治通鉴》二百九十四卷明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杭州孔天胤刻本

　　司马光认为古代的乱世与盛世都记载于史书之中，而他本人在少年之时就喜好史学，但他也觉得史书太多，资料浩瀚如海，所以他一直想摘取史书中精华的部分汇为一编，但由于个人能力有限，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。而今皇上对文史大为讲求，所以自己先写出了八卷版的《通志》，该书参考了一些史书，以此可见，战国七雄的兴衰历史。

　　宋英宗翻阅《通志》后，对该书颇为夸赞，同时他还鼓励司马光继续写下去。司马光在编完《资治通鉴》后给皇帝所上《进书表》中称：“先帝仍命自选辟官属，于崇文院置局，许借龙图、天章阁、三馆秘阁书籍，赐以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，以内臣为承受，眷遇之荣，近臣莫及。不幸书未进御，先帝违弃君臣：陛下绍膺大统，钦承先志，宠以冠序，锡之嘉名，每开经筵，常令进读。臣虽顽愚，荷两朝知待如此其厚，陨身丧元，未足报塞，苟智力所及，岂敢有遗！”

　　宋英宗对司马光编纂《资治通鉴》给予了很大的支持，他下令让司马光自己选编纂人员，同时允许借阅皇宫内所藏之书。另外也有不少的赏赐，皇帝如此之重视，给司马光以很大的鼓励，他很快就组织起了修书班底。其中成员***重要者为刘恕、刘攽和范祖禹三人，这三位都是***的历史学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