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，故能刚健笃实，辉光日新。《书》亦曰：“王，人求多闻，时惟建事。”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，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，存王道之正，垂鉴于后世者也。
    汉司马迁铀石室金匮之书，据左氏《国语》，推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，采经谪传，罔罗天下放失旧闻，考之行事，驰骋上下数千载间，首记轩辕，至于麟止，作为纪、表、世家、书、传，后之述者不能易此体也。惟其是非不谬于圣人，褒贬出于至当，则良史之材矣。
    若稽古英考，留神载籍，万机之下，未尝废卷。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，俾就秘阁翻阅，给吏史笔札，起周威烈王，讫于五代。光之志以为周积衰，王室微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，平王东迁，齐、楚、秦、晋始大，桓、文更霸，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；威烈王自陪臣命韩、赵、魏为诸侯，周虽未灭，王制尽矣！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。其所载明君、良臣，切摩治道，议论之精语，德刑之善制，天人相与之际，休咎庶证之原，威福盛衰之本，规模厉害之效，良将之方略，循吏之条教，断之以邪正，要之于治乎，辞令渊厚之体，箴谏深切之义，良谓备焉。凡十六代，勒成二百九十六卷，列于户牖之闻而尽古今之统，博而得其要，简而周于事，是亦典刑之总会，策牘之渊林矣。
    荀卿有言：“欲观圣人之迹，则于其灿然者矣，后王是也。”若夫汉之文、宣、唐之太宗，孔子所谓“吾无间焉”者。自余治世盛王，有惨恒之爱，有忠利之教，或知人善任，恭俭勤畏，亦各得圣贤之一体，孟轲所谓“吾于《武成》取二三策而已”。至于荒坠颠危，可见前车之失；乱贼奸宄，厥有覆霜之渐。《诗》云：“商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”故赐书名曰《资治通鉴》，以著朕之志焉耳。
    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，奉圣旨读《资治通鉴》。
    其月九日，臣光初进读，面赐御制序，令侯书成日写入。